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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一阁书院•国学堂:图像与文献的陷阱——一个王铎个案的解析
信息来源:天一阁博物馆作者:乌莹君日期:2018-05-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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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王铎传世的墨迹数量巨大,在他生前身后,刻帖与刻集活动也非常频繁。因此,除了同一种形式相同文本的比较,在三种不同的形式中选择相同文本加以考察也成为可能,其间的差异有些是物质性的因素造成的,有些则可能有一定的意图。5月6日下午,天一阁书院•国学堂特邀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的薛龙春教授,在天一阁状元厅为听众们带来一场关于王铎的墨迹、刻帖与书籍的学术讲座。
    薛老师的讲座既与艺术相关,也与文献相关。他首先比较了王铎墨迹的不同“版本”:同样的内容,由于功能不同,一些“作品”与手稿的处理方法大异其趣;即使是给朋友的书信,王铎也有草稿与寄出件的差别。讨论这些差别,能更清晰地把握王铎的创作意图。
    北宋以来,古代书法主要通过刻帖得以保存和流传。作品进入刻帖,就意味着进入传播,甚至进入书史。王铎传世刻帖数量众多,尤其在他去世之后,其家族成员与姻亲通过不断刻集、刻帖的方式,大量保存他的诗文、书法,全力塑造王铎在文化史上的权威形象,以期冲淡降清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。
    关于王铎的刻帖,薛老师将阐述的重点放在刻帖对墨迹改动上。很幸运,王铎刻帖所依照的原本有一小部分幸运地流传到今天,让我们有机会了解两者的差异。例如王铎刻帖中的许多手卷,其底本却是扇面,二者的布局方式与视觉感完全不同;又如《拟山园帖》中收入的大量信札存在着行款的改变。这些信札高矮不一,但为了适应刻帖的板式,行款几乎都经过挪移,而所有显示平阙书仪的空格与换行,也被一概抹去。薛老师在这里是想提醒研究者:在讨论书作的章法特点时,刻帖可能不是有价值的对象。我们在使用晚近的刻帖来讨论艺术家风格时,也需更为谨慎。
    刻帖对墨迹的改动不仅在形式上,有些还涉及到内容。其原因主要是刻帖形制的限制或是动理刊刻者的忌讳。
    接下来,薛老师谈到的是王铎书籍文本的改动,尤其是标题的改动。例如写友人戴明说的信,墨迹、刻帖俱在,但在顺治刊本《拟山园选集》中,却改成了写给董其昌、吴伟业的。而这一版本文集序言改动更甚,如王铎曾经为倪元璐所写的序言,竟然变成倪元璐为他而写。有一些内容完全相同的序言,明刊《拟山园初集》与《拟山园选集》竟是完全不同的作者。对此,薛老师进行了辨析,指出这些改动有其家人标榜王铎朋友圈的意图。同时也提醒我们,当我们将诗文集中的内容作为文献来使用时,也需要细致辨析、谨慎运用。
    王铎墨迹、刻帖、诗文集数量众多,薛龙春老师借助这一个案的研究与解剖,旨在让听众了解艺术史文献材料的不同层次及其复杂性。
    讲座结束后,他还认真回答在场的听众的提问,并与他们进行了交流。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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